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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与重庆抗战话剧
作者:张正霞来源:红岩联线阅读次数:22001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从1938年6月开始,聚集在武汉的政府机关陆续西撤,重庆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中心,聚集了全国重要机构和各界名人。仅就戏剧界而言,这里聚集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等10多个戏剧团体,聚集了中国最多的话剧人才,包括郭沫若、曹禺、陈白尘、老舍、田汉等著名剧作家,张瑞芳、黎莉莉等著名电影演员,涌现了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宋之的的《雾重庆》、郭沫若的《屈原》等众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话剧,为抗战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文艺方针,积极领导重庆的抗战文艺,使重庆的话剧艺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成为话剧史上的黄金时期。 

  “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北京人》可能就被打倒了。” 

  抗战时期,著名作家曹禺来到重庆江安的国立剧专任教。江安是个距离重庆200多公里的偏僻小城,但中共江安县委却十分重视国立剧专。当得知曹禺将来江安国立剧专任教,县委责成江安戏剧协社组织欢迎大会。大会上演出了曹禺的话剧《原野》,这使初来乍到的曹禺异常惊喜。随后,中共江安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邀请曹禺到他家居住。张家府第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四合院,院内清池假山、楼台亭榭,院外树木葱茏,环境清幽。张安国为了使曹禺有个良好的写作环境,特意将大门楼上的一间阳光充足、清静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曹禺居住。 

  1940年秋,曹禺经过长时间的思索、积累,写出了著名的话剧《北京人》。《北京人》具有戏剧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曹禺诅咒封建主义的没落、资本主义的腐朽,渴望新生命的力作,是曹禺创作艺术日臻成熟的代表作。1941年夏,曹禺将剧本《北京人》送给著名导演张骏祥,请他排演。张骏祥请张瑞芳担任主角,联络国立剧专的学生江村、耿震、沈扬、赵韫如、刘厚生、吕恩、张家浩、蒋廷藩、李恩杰等,聚集在中央青年剧社认真地排练起来。10月24日,话剧《北京人》在重庆抗建礼堂首次公演。导演张骏祥。演员张瑞芳饰愫方,江村饰曾文清,沈扬饰曾皓,赵韫如饰曾思懿,耿震饰江泰,邓宛生饰袁圆,傅慧珍饰陈奶妈,蒋韵笙饰曾文彩,张雁饰袁任敢。这出戏公演之后,轰动了重庆,接连演了三四十场。 

  《新华日报》最早于1941年12月13日刊登了柳亚子的《〈北京人〉礼赞》一文。茅盾在阅读了剧本之后,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简短剧评。他认为:创作《北京人》,“作者又回到从来一贯的作风。这是可喜的”。他还说:“曾皓、曾文清、江泰等这一群人物,写得非常出色,每人的思想意识情感,都刻写得非常细腻,非常鲜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无疑问的,这是作者极大的成功。” 

  时隔两个月,《北京人》再度公演,再次轰动重庆,受到观众的热捧。但与此同时,各种批评也纷至沓来。国民党文化官僚张道藩抓住《北京人》中出现北京猿人的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左翼文艺家劭荃麟、杨晦也批评曹禺在写出了《蜕变》后,又去描写抗战前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又倒退回去了。左翼作家胡风批评《北京人》说:“作者所写的那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看来错综复杂,但其实是过于孤立了一点,因而那些人物看来须眉毕肖,但其实是单纯化了一点。……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 

  《北京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作者指导思想模糊,不应该回到原始社会去,应该旗帜鲜明地喊出来。面对此情况,周恩来立即安排《新华日报》的记者去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让徐冰组织南方局的同志去看戏,自己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演出,然后组织讨论。他综合大家的意见,肯定《北京人》是一个好剧,并责成张颖执笔,徐冰修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茜萍的评论文章《关于〈北京人〉》。文章说:“《北京人》写封建家庭的没落,老姑娘在死气沉沉中出走,这样的故事,说明封建社会必然没落,老少两代走向光明,走向解放区,歌颂光明,是我们抗日所追求的,怎么与抗战无关呢?!”针对有人批评《北京人》是抗战八股式的剧本,文章还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它对《北京人》的肯定,使曹禺很快摆脱了困境。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他们时常有书信往来。《北京人》第二轮公演后,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给曹禺,以学友的身份同曹禺谈论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谈论戏剧。他说他很喜欢《北京人》,印象很好,并邀曹禺到曾家岩50号来做客。不久,曹禺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大家庭崩溃的描写,说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是一部积极的反封建的力作。同时,他也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原始人类的憧憬,发表了意见。周恩来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者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了。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你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就不要勉强。” 

  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意见,但并没有强求曹禺修改。多年以后,曹禺谈到此事,真诚地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北京人》可能就被打倒了。” 

责任编辑:舒心 加入时间:2015-11-6 15:16:27百度查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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