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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小民革”
作者:王庆华 来源:红岩联线阅读次数:19587

  “小民革” 于1941年在重庆成立,它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活动于国统区的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成员既有中共党员亦有民主党派成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全称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1949年9月17日在北平结束。“小民革”从成立到结束,始终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甚至“小民革”这个沿用至今的称谓,也是来自周恩来同志。 

  1939年冬到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吸取大革命时期没能很好地联合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力量,而遭到重创的教训,为了有组织地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工作,保护党内外革命力量,避免损失,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爱国民主分子中作工作。1941年,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一个秘密政治工作团体,以配合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中,有些人早就与周恩来同志有过接触,到重庆后,又参加了一些党领导下的活动,加之为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所折服,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小民革”),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 

  应运而生 

  1941年夏天,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经过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酝酿,“小民革”在重庆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会在屈武暂住的重庆领事巷十号康心之公馆召开,参加者共有十八人,推选王昆仑、许宝驹为主要负责人。成立的时候,起名“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渠道,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中愿意进步的人,推动他们联合起来,从国民党内部推动坚持团结、民主、抗战的斗争。 

  肝胆相照 

  “小民革”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它的参加者大都是国民党知名的上层左派,王昆仑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屈武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赖亚力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多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秘书刘仲华、刘仲容等;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经常把了解到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直接向周恩来、叶剑英反映,或者通过王炳南转达,对于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王昆仑还在1945年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与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此外,“小民革”成员中还有救国会著名人物、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和一批进步青年。 

  王炳南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他倾听大家的意见,也把中共新近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告诉大家,互通声气,还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一些具体的策略通报给小民革同仁,简单、明了、透彻地向大家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小民革”的同志在领会了中共的策略方针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党派组织和工作岗位,以自己的影响力,结合实际配合中共的斗争。 

  “小民革”的成员,来自各民主党派,大都是卓有成就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有阅历、有经验,在各自党内都颇有影响力。他们个个都善于独立思考,对时局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不轻易盲从于某个人或某个党派,他们通过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在国统区的斗争,通过自己的头脑分析、比较、判断,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他们走到一起,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这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卓越工作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同志因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每次从延安回到重庆后,都要召集“小民革”的核心成员座谈,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计划,向小民革核心成员坦诚交底。他经常亲自参加小民革核心会议。会议大多数是以朋友聚会、请客办酒席的名义在“小民革”成员家中进行,有时在王昆仑家,有时在许宝驹所在的中国实业银行,比较大的聚会在房屋较宽敞的“红色老板”任宗德、周宗琼家,周恩来常把车停在民生路,走路十多分钟到任家参加会议。罗静宜是我党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她家地处中一路上的山坡旁,独门独院,四周比较安全,是一个理想的秘密活动地点。自从罗静宜提供了这一方便处所后,捍卫新村成为小民革经常活动的场所之一。周恩来同志约定会面地点,经常就在这所房子。有一次“小民革”成员正在捍卫新村开会,罗静宜回来了。正当“小民革”的同志为应不应该让周恩来与罗静宜见面的问题犹豫时,周恩来同志已经站起身来,谨慎地说:“我从后门走。”在罗静宜进门的当儿,周恩来同志正从后门出去。周恩来这种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以他人安全为重的作风,给“小民革”同志留下很深印象。 

  “小民革”还印刷一些出版物,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主张,主要发给“小民革”的成员阅读,以便统一思想。这些印刷品,往往是由《新华日报》印刷厂免费代印,熊瑾玎负责联系,印好后他派人送到指定地点。“小民革”有成员开玩笑说:“资产阶级的刊物,无产阶级的政党印,还不要钱,真正是大联合。”          
                  
   “无名英雄”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 “小民革”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曹孟君等人,王炳南本是“小民革”成员,这一天成了引见人。毛泽东听取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说“你们都是些无名的英雄啊!”毛泽东同他们谈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有人用老少配来比喻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说共产党好象年轻、健康的小姑娘,而国民党却象日薄西山的老头子,结合恐怕不成,毛泽东风趣地说:“老头子可以刮胡子嘛。”说得一干人哈哈大笑。后来,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提到这次见面,认为“小民革”同志对党的政策了解得最透彻,这次谈话是重庆期间最愉快的一次谈话。 

  抗战胜利后不久,“小民革”中央机关从重庆迁到上海。继续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与中共及民主党派保持紧密联系,在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全国解放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有许多“小民革”成员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民革”西安负责人杜斌丞被捕牺牲;北平负责人余心清因密设电台与延安联系及掩护共产党而被捕,同案被捕的丁行惨遭杀害;四川、湖北的何雪松、李子伯、陶敬之及“小民革”领导下的“民主实践社”成员钟奇,因参加“小民革”组织的地下武装而被捕,重庆解放前 夕牺牲于歌乐山下。 

  1949年,即将迎来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小民革”的政治任务已完成,组织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4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六国饭店王炳南的房间与“小民革”的王昆仑、许宝驹等人座谈,充分肯定“小民革”在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起的政治配合作用,他谈到:民革(即“小民革”,下同)所起的政治作用是大的,民革的政治见解基本上与中共相同,立场极好,而且处处与中共的政策及作法密切配合。并且认为,中共与“小民革”彼此之间无隐讳、无隔阂。5月20日,“小民革”在许宝骙家中举行招待酒会,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参加,周恩来就“小民革”历史作用及今后的任务等问题讲话,周恩来指出:“小民革”与中共之间彼此相知甚深,在斗争中同中共始终保持一致,在国民党内起了进步的分化作用,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小民革”今后的组织形式应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不是政党而是政治活动团体;中心任务是学习,以政治科学为主,成为各个团体中的政治推动者,与中共配合工作。 

  由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没有公开的组织,成员之间对组织的简称并不一致,有的称“民盟”,有的称“民革”,而1948年1月,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简称“民革”,两者容易混淆。在1949年6月“小民革”的一次会议上,因成员之间对组织的简称很混乱,周恩来说:“已经有一个民革了,你们就叫小民革吧。”从此,“小民革”这个简称沿用至今。 

  6月16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上,周恩来同志再一次公开谈到“小民革”的性质和工作,对“小民革”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小民革”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及周恩来谈话精神,决定结束该组织。9月17日,“小民革”中央负责人王昆仑、王炳南等7人代表“小民革”发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在新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散发,正式结束了“小民革”。声明说:“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获得基本胜利,国内反动残余力量就要全部肃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随后,王昆仑、许宝驹、阎宝航等原“小民革”负责人分别作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新政协,其大部分成员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会。 

  “小民革”从成立至结束,成员由几十人发展到200多人,从政治见解到具体斗争行动始终与共产党保持一致,与共产党紧密配合,对于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对于动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民革”的成员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周恩来同志对“小民革”的关怀,贯穿“小民革”从成立到结束全过程,体现了周恩来同志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水平和艺术,“小民革”成员刘仲容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周恩来同志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绝不仅仅在于具体的斗争成果,而在于周恩来同志身上体现出来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襟怀和至诚。 

责任编辑:舒心 加入时间:2015-1-23 9:26:38百度查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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